推行“经适房以租代售” 并不是为政府“减负”

无疑，经济适用房“以租代售”，是该新方案的一个最大亮点。之所以出现这种改变，上述建设部官员向记者解释：一方面是由于，“一次性的出售令经济适用房制度缺乏退出机制”；而另一方面，是因为“政府不断需要拿出土地来建设经济适用房，由于经济适用房的售价不包括土地成本，仅包括一半的配套成本……令政府不堪重负。”通过“以租代售”建立起经济适用房的“退出机制”，实现其循环利用，从而满足更多低收入家庭的住房需求，这样的解释当然没有问题。但问题是，为政府在住房公共服务上“减负”，也能成为经济适用住房所以施行“以租代售”的理由吗？我想，答案恐怕应该是否定的。

首先，一个明显的事实是，政府为经济适用房建设“拿出的土地”，原本就是全民所有的公共财产，以公共财产服务于社会公益——低收入者的住房需求，何以会成为“负担”，并且“令政府不堪重负”？更重要的是，为社会提供诸如经济使用住房这样的公共服务、福利，本来就是政府的天职，而履行这种天职正是其所以存在的伦理基础。这种背景下，为履行公共服务职责，政府“拿出土地来建设经济适用房”，牺牲一点自身的经济利益（土地出让金），谈何“重负”？

其实，从实践来看，说政府为经济适用房建设“不堪重负”，也并不符合事实。如统计显示，截至２００４年，全国累计竣工的经济适用住房为３００万套。虽然，孤立地看，这并不是个小数目，但如果考虑到全国家庭总数近４亿的事实以及背后高比例低收入家庭的经济适用房需求，这样的经济适用房建设规模显然并不能算是多么充分和宽裕，以至于会“令政府不堪重负”。

更重要的是，即便是这些数量其实有限的经济适用房，在现实中，由于受制于“购买对象失控、建设标准失控、监督环节失控”等制度环境，也并没有都真正“适用”到最需要它们的居民手中，诸如“住着经济适用房，开着高级小轿车”之类现象在各地屡见不鲜，乃至在很多时候，经济使用房的建设、销售沦为开发商、官员们渔利、腐败的工具。很大程度上，正是因为存在上述问题，近来，才不断出现彻底取消经济适用房、用廉租房取而代之的呼声。

实际上，笔者之所以对经济适用房“以租代售”背后的“减负”说辞，感到忧虑和不放心，另一个重要理由还在于：从历史经验上看，大学急速扩招、教育产业化如火如荼，催生学费飞涨；公立医院被政府“甩手”、给政策不给钱，导致以药养医、医疗费用暴涨……类似这样的“减负”思维，往往最后会使原本基于民生公益的公共政策扭曲“走形”，甚而成为政府推卸公共责任的借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