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廉租房：在高房价楼市缝隙中求解压(图)

上海杨浦区，一间16.1平方米大的住房，里面塞了一台冰箱、两张床、三张桌子，还有“见缝插针”摆放的凳子和椅子，屋子中间仅空出一条通道供人出入――包贵林夫妇这对盲人及其19岁的女儿，就住在这间屋子里。

2000年前，包贵林夫妇同在一家街道福利工厂。当年工厂改制，他们同时失去工作，此后一直以福利救济金为生。

2003年10月，包贵林夫妇开始享受廉租房补贴。他们在五角场租下了一间小房，每月700元房租，政府补贴承担480元，自己承担220元。“两个家”之间，相距大约40分钟车程。

按照上海市廉租房管理办法，享受廉租房的家庭必须将政府给予的补贴用于租房开支，该补贴由市廉租住房管理办公室(下称“廉租办”)直接支付给房东。因此廉租户普遍都在现有住房之外再另租小屋。

双双下岗的张玺良夫妇也是采取这种做法―――从“这个家”走到“那个家”要花10分钟。

根据上海的廉租房政策，符合条件的市民可申请实物配租或每月480元至960元的货币补贴，但实物配租目前基本只限于劳模和重点“优抚对象”(包括残疾人和军烈属等)，截至目前是286户。像张玺良家的这种情况，还不能进入此列。

据了解，除了早期曾为一些廉租户直接解决房源外，上海现在基本上都是提供货币补贴。

作为残疾人，包贵林家不久前申请到了实物配租。在上海，实物配租的兑现方式是一笔作为购房款的现金，它与廉租户原有住房的价值合起来，可以帮助这个家庭购置新房。

为了让女儿有一个自己的小房间，“与父母的卧房分开来”，包贵林夫妇拿着卖掉那间16.1平方米房子得到的26万元，加上廉租办补贴的6万余元，开始了平生第一次买房的努力。

上海从2000年10月开始试点廉租房政策，并于次年11月在全市推开，迄今已使1.4万多个家庭受惠，下一步有望受惠的将有1.8万户；而该政策实施5年来，全市共计发出租金补贴1.4亿元。

被划出线外的

按规定，上海享受廉租房的家庭必须同时符合两条标准――人均居住面积在7平方米以下，人均收入连续6个月在低保水平线(290元)以下。

这“两条线”，也就划定了廉租房政策的受惠面。

64岁的冯大妈，退休后与一儿一女住在黄浦区的老房子里，“儿子结婚了，就垒个小阁楼，女儿住上去；孙子出生了，再隔出个小间，我老太太住进去。现在儿子下岗了，怎么能指望他在外面买房子？”冯大妈一家三代人如今仍住在这间21平方米的房子里―――好在它属于“低租金公有住房”，每月房租只要近40元。

在冯大妈家周围，类似的旧房挤挤挨挨，连片蔓延；里面的住户，情况大抵相似。

而在上海，这样的“低租金公有住房”，加上旧房改造等措施，长期以来在事实上承担了住房保障的功能。

上海的低租公房有3800万平方米，容纳了95万居民。其中像冯大妈这样三代人挤在20平方米左右空间里的家庭大量存在，且很多户的人均居住面积都小于7平米，但他们都因为人均收入高于低保线而无法申请廉租补贴，成了所谓的“夹心层”。

按照收入这条线来划，以一个三口之家为例，月收入870元就在线内；哪怕月收入只有1000元，也只能在线外―――尽管没有人认为这两者有着本质上的差异。

但就是这一刀，将一个数量庞大的群体“砍”到了廉租房受惠面之外。

上海市廉租办主任董佳懋告诉记者，眼下，争取“由两条线变为一条线(即人均居住面积在7平方米以下)”，已成为该办最主要的努力目标。

然而，这意味要填补多大一个缺口，也是可想而知的。据上海市2000年人口普查的结果，市内人均居住面积在7平方米以下的家庭还有90万户左右，其中低于6平方米的有40多万户。

被划在线外的，还有近年涌现出来的一个人数不断膨胀的群体―――外来打工者。

小邓夫妇都在上海打工，两人每月收入共约2500元，其中500元用来租房。他们的住房是与另一对夫妻合租的，只有一个单间，中间拉道帘子就算隔开了两个家。

在大上海，到底有多少这样的人在忍受这样的居住条件？

去年9月，上海市房地局、市总工会、市房产科研院和市社科院联合组成《上海外来人员居住问题调查》课题组，对市内11个区近5000名外来人员(这一人群的总数接近500万，占全市就业人口的39.5%)进行了一次问卷调查。

调查结果显示：53.5%的外来务工人员以招聘方提供宿舍和工棚等形式解决住宿问题，其余46.5%则要自行解决，他们以租住农民私房为主，人均居住面积在7平方米以下的占到46.8%；另外，近75%的外来务工人员月收入在636元至1238元之间，其“对房租租金的支付能力有限”。

尽管课题组在调查报告中提出了一系列解决外来人员住房问题的政策建议，如：政府应对企业建造员工(民工)宿舍提供政策和资金上的支持、对向外来务工人员出租的私房的租金收入减免税费、建立外来人员住房公积金制度，等等，还强调“应明确妥善解决农村进城务工人员住房问题是当地政府的工作职责之一，是住房社会保障制度的一个重要方面，并应明确行政主管部门及相关部门的职责”，但这些建议要真正落到实处，毕竟还有一段很长的路要走。

廉租办主任的压力

近几年来，上海的房地产市场发展极其迅猛，有统计数据显示：该市2004年1120亿元的财政收入中，仅房地产一项就达400亿元。而目前来看，作为“托底”式保障的廉租房制度，只能在市场的基础上展开落实工作。但上海市廉租办主任董佳懋认为，“不断飙升的房价，直接加大了住房保障的推进难度”。

董佳懋告诉记者，2001年以来，廉租办历年所申请到的财政预算额度不断增加，2001-2004年分别为515万元、1952万元、3060.75万元、6413.3万元，而今年更达到了1.6亿元，超过了过去5年廉租补贴额的总和。

尽管如此，在低端市场房源相对紧张的情况下，补贴常常并不能让廉租户“彻底松一口气”。包贵林夫妇拿到补贴后，为了找到40万元以下的两居室二手房，费尽了周折，其间不知有多少中介曾告诉他们：“这样的房子几乎是找不到的。”目前，上海市中心城区的房价已超过了每平方米1.5万元。面对这样的楼市“行情”，董佳懋对记者坦言，自己感受到的压力“真的很大”。

董佳懋奔波在各区县之间，一边解决实际问题，一边探索“解压”之道。

据了解，为了争取尽早变“两条线”为“一条线”，廉租办在几个区县进行了一次摸底调查，初步得到的数字是：卢湾区人均住房面积在4平方米以下的大约还有5000多户，而黄浦、卢湾、静安3个区合计有2万户，估计全市这样的家庭有近9万户―――目前它们都还处在廉租房制度的受惠面之外。

解决“夹心层”的办法在哪里？董佳懋主张更好地发展租赁市场：政府对部分配套商品房实施优惠租金，根据收入水平实施“逆向递减”的补贴办法―――收入稍高者少补，收入较低者多补。

为此，他不但要操心直接配租给优抚对象的实物房源，还要操心低端市场的房源问题。虽然上海早在2001年就已免去了廉租房租赁的税金，但在商品房市场趋向高端、住房困难群体数量庞大、外来人口集中的情况下，低端市场的问题依然存在。

董佳懋说：“廉租房的受惠面越扩大，低端市场的供给就越紧张。”他就此提出的解决之道是：对现存的公房，在“差价换房”时实施政府优先回购；“公房转租”时供政府优先承租。“差价换房”和“公房转租”已是上海为住房困难群体解决问题的办法之一。

除了尽可能争取到现存公房的支配权以用于优价租赁，董佳懋对于低端市场房源问题的政策设想，还包括配套商品房的直接供给――这些上海市2002年6月组织建设的一批专门用于重大工程动迁安置配套的商品房，在房源供应上基本是封闭运作的。

迄今为止，廉租办已获得了实物形式的配套商品房20套。为了增加这个数字，董佳懋还在进一步争取。

尽管压力很大，尽管累积多年的问题难以在一朝一夕内解决，但董佳懋不失乐观。他说，温家宝总理日前强调：包括廉租房在内的住房保障问题，要成为对各级地方政府工作的考核内容；而上海市长近期也表示：地方财政收入的大部分要用于民生。“上面”这样的重视程度，令他深感“欣慰”。“我们以后的工作，应该会逐渐获得其他部门更大的支持。”